美國犯了兩個根本性戰略錯誤(圖)

2024-05-15 | 來源: James E. Fanell & Bradley | 轉到微信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當今世界危機四伏，並不太平，從持續數年的烏克蘭戰爭到2023年10月7日發生的哈馬斯恐怖襲擊，從中東沖突到南海主權之爭，各種危機常年不斷。危機的起因不只在莫斯科或德黑蘭，更主要在華盛頓和北京。究其根源，這些全球危局是美國犯下的兩個相互關聯的根本性大戰略錯誤的後果。

首先，未能理解來自中共的強大威脅。第二，未能與之抗衡。結果，美國面臨失去全球主導地位的風險，因為中共與弗拉基米爾‧普京獨裁領導下的俄羅斯和伊朗毛拉（mullah）信徒合作，膽子越來越大。縱觀全球動蕩局勢，美國人必須明白他們面臨的這個嚴峻戰略格局背後的三個原因。

第一，由於信奉“歷史終結”（End of History）的勝利論，即中國等現代化國家正走在民主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上這個錯誤論斷，美國精英們並未意識到身邊的巨大威脅。大國沖突被視為過去的產物。這種狂妄造成了我們所說的“威脅通貨緊縮”（threat deflation），年復一年，美國的決策者們總是忽視或低估來自中共的威脅。

其次，美國的商業利益和金融家們孜孜不倦地尋求從與北京的合作中獲得經濟利益。這促進了中國的崛起，因為它借此進入了西方的經濟生態系統，中共當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中共在美國主要政黨及政治高層的影響力，阻礙了美國對策的制定，並推動了全球化的自滿態度。“接觸派”學說（engagement school）應運而生，他們斷言，通過與中共接觸，中國將變得富裕，成為國際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甚至變得開放和民主。實質上，美國心甘情願地熱心教導、培訓甚至裝備它的宿敵。商業利益和金融家們為我們的國家安全智囊團提供資金，這助長了對“接觸派”的偏愛，進而低估了對中共的威脅。

第三，鄧小平，被視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戰略家之一，他推進了一項精妙的政治戰策略，旨在淡化外界對中共的威脅感。鄧小平的戰略側重於美國和其它西方精英社會，透過讓他們獲利並塑造他們對中國和中共的觀感，同時利用不斷增長的市場誘惑來影響他們的行為。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共領導人掩蓋了他們真實意圖，將其擴張行為包裝成經濟發展，聲稱這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而非出於戰略考量，或是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解讀:中美關系大選後會根本性改變

如今，中共已經發跡，現在正通過其全球行動，特別是在東海、南海和台灣，以及通過其在伊朗和俄羅斯的代理人，利用其全球力量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

為了應對這個威脅，華盛頓首先需要看清共產主義中國的真面目：一個企圖推翻美國的侵略性大國。

其次，美國必須支持對全球戰略的教育，讓年輕一代了解如何擊敗中共。在國內加強對有關強權政治原則和中共意識形態的教育，對於取得最終勝利至關重要。

第三，總統必須持續發揮領導作用，認清敵人面目，教育美國人民，並采取必要的政府整體應對措施。

第四，情報界未能將中共確定為一個生死攸關的威脅，這嚴重削弱了美國國家安全決策者識別和應對該威脅的能力。關於中共行為的基本假設受到“接觸派”的影響。由於這個錯誤的指導，情報界反常地助長了對這一威脅的低估，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這種情況必須扭轉。

第五，美國軍事領導層未能識別中共作為一個強大軍事力量的崛起，也未做好相應的准備，對此他們必須負起責任。特別是，美國海軍領導層未能認識到海洋領域在對抗中共大戰略及其海軍現代化努力中的核心地位，這與從二戰到與美蘇冷戰期間前輩海軍將領的積極表現形成了鮮明對比。領導層需要將重建美國海軍以應對中共威脅作為當務之急。

美國無意中助長了敵對勢力的興起。現在，俄羅斯和伊朗正在中共為其提供的戰略空間內活動。如果美國不采取行動結束其對威脅的低估，打破對外政策中“接觸派”對美國外交政策主流的束縛，並通過將中共從權力中驅逐出去，來擊敗它，那麼這個敵對戰略空間和北京的對外侵略行為只會有增無減。